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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突出的例子便是“中國宏觀自然環境格局及其演變趨勢”，可以將青藏高原、季風氣候、邊緣海盆等一系列環境特色的內在聯系、形成機理與演變方向，進行系統研究，而不只是分別參與國際合作；一旦實現，必將在基礎理論和實際應用兩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另一個例子是前新生代的全球變化，國外主要依靠穩定同位素分析推測大氣與海水的演化,而我國具有澄江、熱河等化石群特殊保存條件的優勢，應當通過古生物寶庫與地層的地球化學分析相結合，探索古代“冰室期”與“暖室期”轉換以及生命演化等重大問題，力爭有重大突破。
同時，還應當全力推進地學和生命科學在分子水平上的結合�！吧畈可锶Α�、“黑暗食物鏈”和“微型生物環”等一系列發現，大幅度擴展了地球上“生物圈”的范圍；分子生物學、微生物生態學和生物地球化學的進展，創造了地球與生命科學在分子水平和化學層面上結合的新方向。我國應采取強有力的措施，組織微生物學、有機地球化學等方面的力量，在地微生物學、演化基因組學等方面參加國際新前沿的研究。鑒于目前該交叉領域在國際尚屬起步階段，我國應當不失時機、及早部署，建議一方面促進兩大學科的聯合交流、討論，另方面建立相應的新型實驗室和研究機構，并及早招募力量、著手籌建。
總而言之，要瞄準地球系統科學的核心問題，開展追蹤過程、探索機理的研究。進入新世紀的中國，正處在經濟與社會大發展，數百年不遇的大好時機。地球科學作為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基礎，在國家需求上具有充分的驅動力。相信在地球系統科學的征途上，中國的學術界將在國內迎來新的春天，在國際地學研究領域做出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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