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單的物權憑證功能，不會利用的話，也有可能得而復失。1994年第4期《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上公布的一則案例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該案原告于1989年5月6日與瑞士一公司簽訂購一批蘇丹棉花的合同，以信用證方式付款；并于5月27日與一深圳公司簽訂購棉合同；該深圳公司于6月28日又與一湛江公司簽訂棉花加工合同，約定以不作價方式向其提供原棉加工成精紡。中行深圳分行根據深圳公司申請開出不可撤銷跟單信用證，其價格條件為CIF湛江。10月11日原告開出153萬多USD的即期匯票，連同包括一式四份ZHAN/1號正本提單在內的全套議付單證通過中行香港分行轉交中行深圳分行，要求深圳公司支付貨款。蘇丹原棉托運人在提單上作空白背書。10月14日中行深圳分行收到信用證項下單據，并通知深圳公司付款。10月20日深圳公司通知中行深圳分行，因單據與信用證規定不符，拒付貨款。同日，中行深圳分行通知中行香港分行，拒付信用證項下款項。1989年10月11日，“科達·瑪珠”承運船抵達湛江港，承運人委托湛江船代為其船務代理；10月18日，承運船卸貨完畢，該批進口原棉存放于港區倉庫，深圳公司向湛江海關申報進口蘇丹原棉。10月20日，深圳公司向湛江船代辦理提貨手續，湛江公司因無正本提單而向湛江船代出具保證函，保證承擔深圳公司憑副本提單提貨可能產生的責任，湛江船代同意放貨。10月23日，湛江公司向湛江港務局辦理提貨手續，將貨物從海關監管的港區倉庫轉運至湛江港務局貨運公司倉庫。經深圳公司同意，湛江公司于11月10日和20日共提39包原棉以供試紡；1990年1月，湛江公司依深圳公司指示，將一部分原棉運至兩個不同處所，下余一部分由深圳公司自行處理。深圳公司拒付信用證項下貨款后，原告與深圳公司以傳真方式協商貨物質量及貨款支付問題，原告1989年10月25日傳真稱“貴司已前往提貨……請通知銀行電匯貨款”；深圳公司則以貨物質量不符合同要求為由，要求賠償損失。1990年1月3日，原告方人員發現存放于湛江港務局貨運公司倉庫內的原棉已有39包被提走。同年6月11日，原告同意深圳公司先付60萬USD貨款，余款另付；6月22日，原告收到深圳公司電匯支付的60萬USD貨款。1991年３月１日，中行香港分行將信用證項下包括正本提單在內的全套議付單證退還原告；1991年５月，原告向湛江船代查詢原棉存放情況，答復ZHAN/1號提單項下貨物已被提走。原告因此提起訴訟，請求判令湛江船代交付提單項下原棉或賠償153萬多USD及利息損失，請求判令湛江公司負連帶損失。廣州海事法院受理該案后認為深圳公司與案件處理結果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并通知其參加訴訟。原告的無正本提單放貨、提貨的訴由能否成立呢？廣州海事法院是以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來結案的，這說明原告的訴由不能成立。廣州海事法院認為，貨抵湛江港時，原告合法持有提單，是提單項下貨物的所有人，作為承運人代理人的湛江船代未收回正本提單僅憑保函交付貨物；深圳公司在未取得正本提單情況下，提取并實際控制貨物；湛江公司為深圳公司無單提貨向湛江船代出具保函均違反了國際航運慣例，三被告的行為互相作用，構成了共同侵權，侵害了本案提單在當時作為物權的法律地位。原告在持有提單，對貨物享有絕對所有權的情況下，并未通過提單關系就深圳公司未付貨款提取貨物的行為向湛江船代、湛江公司、深圳公司主張提單權利，而只是以國際貿易合同賣方身份，與該合同的買方深圳公司就貨物質量及支付貨款進行交涉，將支付方式由跟單信用證改為銀行電匯，并以此方式接受了深圳公司60萬USD貨款，表明原告事后認同了幾方被告無單放貨提貨的侵權行為，也確認了深圳公司無單提貨的合法性，本案提單項下貨物的所有權即已轉移給深圳公司。原告的行為被視為自愿與深圳公司繼續履行國際貿易合同，放棄了依提單對貨物所有權的主張。原告與深圳公司協商改變貨款支付方式則意味著提單不再具有物權憑證的效力，原告所持提單只是貨物收據和運輸合同的證明，依此提單向幾方被告請求返還貨物和賠償損失，當然不會受到法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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